重視研究中國經濟奇跡和發展成就的社會主義因素——兼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曹泳鑫 時間:201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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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改革開放40年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歷史性成就。尤其是中國制造、中國速度、中國體量等指標構成的中國經濟奇跡已經讓世人有目共睹。由此,關于中國經濟奇跡和發展成就成因的解讀,必然成為前沿和熱點問題。在外部,不論是希望學習借鑒中國者,還是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者,都試圖了解中國發展的真實原因。在內部,解讀者的立場、觀點、方法不盡相同,眾說紛紜。輿論引導影響著世人對中國道路和發展方向的判斷。習近平反復強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

在新中國迎來70華誕之際,習近平在2019年全國“兩會”上著重強調:

【“共和國是紅色的,不能淡化這個顏色。”】

這里強調的是,新中國以社會主義立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社會主義,那么對于中國經濟成就的解讀首先應該是對社會主義成就和因素的肯定。而學界在這方面的解讀明顯不夠,以至于不少人在觀念上認為中國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與社會主義不再相關。甚至可以說,如果中國學者看不到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就和優越性因素,就是“燈下黑”,還不如睜眼看中國的外國學者。如果說一些學者存在學科知識和立場局限,那么馬克思主義學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理應責無旁貸地去研究社會主義成就和因素。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70年,如果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不研究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成就、看不到中國奇跡的社會主義因素、不重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就有失職或跑偏之嫌。限于篇幅,這里僅從提出問題的角度,將中國經濟奇跡的社會主義因素歸納為以下十個方面,以期引起學界關注,進一步深化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問題。

一、我國經濟發展成就與自身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經濟體量容易得到普遍認可。而對于中國經濟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這一問題,普遍看法卻并非全面和實事求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迎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實現了經濟振興和國家富強,因此,改革開放后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發展中國,改革動力論毋庸置疑。然而,改革開放是有實際內容,也是有條件的,不能用改革開放解釋一切。比如,世界上搞改革開放的國家不只是中國,難道說凡是實行改革開放的國家和地區都很成功嗎?就拿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哪個國家不愿意改革開放?是否都能夠改革開放?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前不也實行了改革開放嗎?為什么偏偏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卓著?除此之外,社會輿論還普遍存在一種奇怪的主觀印象,即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制度、體制機制不好、問題很多,改革開放就是否定過去,似乎否定得越徹底改革才越到位,改革儼然比革命還徹底。其實,改革本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發展和完善,這正是改革的初衷。改革是要割除現存體制機制存在的弊端,而且要不斷創新體制機制,但不能對于支撐改革開放甚至決定改革開放成敗的諸多已有制度優勢熟視無睹。我們在輿論上往往更多肯定的是經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而較少肯定我們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優越性。

比如,土地集體所有制就是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的獨特形式。它不但奠定了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的基礎,為廣大農民翻身解放、新中國的工業化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而且在為改革開放新時期農村和農民生活長期安定提供保障的基礎上,保證了為城鄉提供源源不斷的農村廉價勞動力,即使經濟不景氣公司破產倒閉,即使欠薪,農民工也能照樣回家過年。農民工是為現代城市建設打工的農民,也是最不易鬧事的工人,因為他們是能夠滿足基本吃住的土地的主人,他們的土地是不能隨意被買賣支配的。這是中國的制度優勢,沒有這一點,企業哪來的“風景這邊獨好”?反過來看,如果改革開放消滅了土地集體所有制,絕大多數農民在失去土地的情況下進城,那么那樣的中國社會必將危機四伏。因此,對于下一步的現代化戰略,黨中央不是一味強調城市化,而是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過去宣傳城市化似乎要一步步消滅原有鄉村,而當前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則意味著保留和保護鄉村,這就是很大的不同之處。

像這樣已形成的社會主義獨特性還有很多。如果沒有比較完備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作為基礎,改革開放后中國制造從何而來?如果沒有政治建軍之下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做堅強后盾,哪有改革開放長期安全穩定的國內外環境?如果沒有無產階級性質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怎么可能形成強大的改革凝聚力和領導力?如果沒有以馬克思主義民族解放理論為指導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政策,就不會形成中華民族團結的生動局面,而必然發生民族分裂、民族戰爭的悲劇。世界歷史發展至今,許多國家和地區一直在上演民族分裂的鬧劇,唯有中國56個民族依然緊密團結在一起。如果取消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和意識形態,黨將變質,軍隊將失去戰斗力,國家將四分五裂,改革開放將走向邪路,民族復興和國家現代化不僅不可能,而且中國必將墜入深淵。因此,不僅要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且要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這里內含著社會主義與改革開放的統一關系。鄧小平指出: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對于改革開放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強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

改革絕不能改變社會主義性質,而是要更好地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也是有初衷的,那就是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商品經濟不發達的課,大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壯大完善社會主義。因此,黨中央關于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是著力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政治

和平時期,發展經濟常常上升為國家的最大政治,進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也是如此,我們的許多工作和主要精力、資源都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既然如此,就不能隨便說政治與經濟分開,就如同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黨和執政黨,不能隨便說黨政分開一樣。政治經濟功能不同、黨政職能不同,但不宜簡化為“政經分離”和“黨政分開”。可以說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環境屬于不同領域,但都在支持經濟發展,都離不開經濟發展,都不能與經濟發展這個中心工作分開。沒有黨政領導、法治、文化、社會保障等各方面支持,經濟不可能獨立發展。因此,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和振興,經濟界不能將經濟成就歸功于自己卻經常責怪黨政干預,而一旦遇到困難又要求政府和全社會給予支持。應當說,世界各國任何黨派上臺執政都會或多或少地干預經濟,在國際舞臺上各國政府也都在為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爭取利益。沒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和基本的政治安定局面,經濟發展也就沒有基本保障。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怎么能缺少強有力的政治支持,更何況我們有自己特殊的國情、黨情、政情。

中國實現經濟振興的成就舉世矚目,而中國的政治穩定、社會安定也是最大優勢,是實現經濟振興的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執政黨,更是作為領導黨執政的,因為我們的國家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政治穩定、社會安定得益于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到具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項制度,所有大政方針都是由黨領導人民制定,所有戰略部署都是黨中央作出。習近平強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因此,研究中國經濟就必須研究中國政治,必須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必須跟著黨的指導思想、發展理念和政策方針走。這是研究中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真正的落腳點。

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基石。生產資料公有制性質的企事業單位、土地以及祖國的山川河流、資源礦產都是公有性質。這些公有財產、資產由誰負責掌管?在資源開發中,占有權、使用權與所有權的關系和利益分配原則等問題,不僅是經濟領域的問題,而且可能涉及重大政治問題。公共資源的分配、開發、利用等具體運作,都需要各級黨和政府、人大、政協共同承擔責任和義務,對于一切有公有資產的任何企事業單位,都要加強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凡是涉及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核心問題,黨和國家機器的監管必須到位,人民監督必須到位。因此,社會主義經濟學不應簡單地提政經分開。

三、社會主義市場與政府

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西方經濟學反復談論的老命題,上百年來,無數學者一直在老生常談。其實這也是個偽命題,因為理論假定和結論總跟不上也對不上實際運作,總在紙上談兵。比如,一些學者總在強調實現完全自由市場和最低干預市場的小政府、弱政府,而事實上就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當政者也不會按照書本進行市場運作。從早期的重商主義到當今的金融危機,哪個國家政府不在極力干預市場?哪個政府不是市場的代言人和開路先鋒?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是根據實際需要而不是書本結論。西方經濟學看似越來越深奧,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越來越嚴重。既然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中不斷反復的市場與政府關系理論都對解決自己國家的經濟問題無能為力,我國的一些學者將其照搬過來指導中國經濟豈不會亂套?這套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讓我們不少人奉為圣經、迷信上當,進而誤國誤民。如果市場化能促進經濟發展,為何西方國家經濟依然處于停滯且不斷深陷危機?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實行公有制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黨和政府主導改革,怎么可能這么快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括小微企業在內的非公經濟如果沒有黨和政府的大力扶植,能有今天的成就,能夠靠其自身實力抵御世界性金融危機的風險嗎?不能在日子好過時覺得政府沒用、一味追求自由自在,到日子不好過時再想到政府、期待政府扶持、埋單、兜底。除此之外,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很大體量的公有資源,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是人民政府,人民信任、人民委托、人民授權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方面公共資源和公有資產,這樣的政府怎么可能是小政府、弱政府?怎么能夠不停放權?國企改革將政府與企業分開就一了百了,這樣行嗎?政府可以精兵簡政提高效率、防止機構臃腫,但不能變弱和減少責任。過分放權的弱政府就是失職,若造成公有財產流失就是對人民的犯罪。現在普遍推行的第三方制度也要以此作為評判是否可行的標準。我們要做強市場,離開政府的推動和干預行嗎?由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明確提出要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即要從我國實際國情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從根本上維護好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需要懼怕背上干預市場的嫌疑,不能總是簡政放權一個調子不變。習近平強調:

【“政府不是退出、不作為,而是政府和市場各就其位。”】

政府該管的還要堅決管,放錯的權更要收回來。該管不管是失職,管不好是無能,否則怎么去貫徹黨中央制定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方針。總之,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中如何更好發揮好政府作用存在著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具體問題。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內在計劃性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因為生產力落后和商品經濟不發達,目的是通過商品經濟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補齊物質財富不夠充足的短板。市場本是商品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則和資源配置手段,既然是商品經濟就需要運用市場機制。馬克思說過:

【“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區別。”】

這說明,勞動時間按比例在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和勞動時間在利用中的節約,是集體化經濟的第一經濟規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正是在這一點上實現了認識上的突破,指出市場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后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另外,商品經濟是與社會化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商品經濟從不發達到發達,也是生產的社會化(包括國際化)不斷升級的過程,也是競爭和壟斷矛盾日益尖銳的過程。市場這只手只是加劇這一矛盾的推手,一直將競爭和壟斷推向懸崖卻做不到懸崖勒馬,只能通過墜入懸崖似的經濟危機才能劫后余生,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一次比一次嚴重。這種狀況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已經反復出現,而且得到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科學理論論證。只要進入這種發展狀態,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這種結果。商品生產的社會化性質客觀上不僅需要建立市場激勵機制而且要求發揮社會調控作用,應有一只強有力的拉住韁繩的大手,而生產的社會化(國際化)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相矛盾,決定了這種狀況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下無法真正實現。資本主義國家盡管經濟上渴望計劃,但只有壟斷財團和管理者試圖借助壟斷勢力和政策力量做有限調控,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正是以此為基點,鄧小平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和方法,資本主義也有計劃。

既然鄧小平晚年還多次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和經濟手段,資本主義也在搞計劃,那么社會主義國家搞了市場經濟就不能有計劃嗎?有許多人已經在避諱談“計劃”兩個字了。這恰恰不符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客觀上,商品經濟不斷發展呈現的社會化與市場經濟調節的不足這一矛盾,必然對計劃調節提出要求,而只有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做到對計劃進行調節,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還無法避免世界市場的外在沖擊,但社會主義內部的自我調控恰恰是制度優勢所在。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曾指出:

【“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雖然當時重在強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但是鄧小平并沒有忽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的計劃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倡供給側改革,不僅有效應對了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而且適應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無論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重質保量的供給側改革,還是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作出的每個五年發展規劃、“五位一體”戰略布局、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兩步走”戰略,包括“一帶一路”倡議,都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事實上,在資本主義依然主宰世界市場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我國經濟既然參與其中,那么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經濟危機也必然波及我國經濟,而我國經濟之所以依然堅挺,或者說“風景這邊獨好”,恰恰是因為我們有社會主義根基和經濟因素。如果我國經濟改革走向資本主義化,那么可以斷定,我們也會發生越來越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即使經濟很快崛起,不久也將走向衰落,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可持續規律使然。對此,我國經濟學界不能對資本主義經濟太過迷信,更不能對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太不自信。其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的計劃性規律還需要人們重視并深入研究。

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

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著與之相適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要求,支持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長期并存發展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破除了公有制獨存的狀況,形成了公有制經濟與多種非公經濟并存的經濟成分多元化新格局,從而搞活了經濟、提振了經濟、壯大了經濟。然而,這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印象,這似乎主要是引入非公經濟的功勞,而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則是負面因素。更有甚者,在那些新舊自由主義者眼中,改革就是要取消公有制,改革是否徹底就是看消滅公有制是否徹底。盡管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只是說計劃與市場多點少點不是問題,卻并沒有說公有制主體地位可有可無。但是,難免有人借題發揮作出得寸進尺的演繹,把所有制問題也與姓資、姓社脫鉤,認為“不管黑貓白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也適合所有制變革。這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只有國有企業存在壟斷、效率低、懶政不作為等情況,而私有企業就不會出問題一樣。其實,無論國營民營,管好了都能發揮作用,管不好都會出問題,而管好管不好的標準,是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應該有一定占比,這是所有制在決定社會制度上的根本地位決定的。非公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自身特殊性和發展規律,與公有制經濟之間具有互補性。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環境中,不能只盯著國有大企業,更應看到私有經濟很容易在多種行業形成壟斷的趨勢。比如大房地產商向文化、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社會生活領域多元化經營的不斷擴張,經濟文化生活領域的壟斷勢必左右當地政治權力,這就產生出如何看待非公經濟的社會化生產發展趨勢的問題。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而帶來的國情變化,適應新國情的所有制結構應該是動態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標準。這里又產生一個商品經濟發達與不發達的標準問題。在當今探討較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著公有制實現形式的量變質變度量標準是否明確的問題,進而產生社會主義本身的所有制標準是否明確的問題。類似問題還有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承受私營經濟和私有企業規模的最大限度是多少?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多少屬于公有或私有?

非公經濟中大小企業與政治的關系區別?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私營化的限度等。許多大是大非問題不應止步于不爭論,一時說不清也可充分研討、認真研究,而不能回避,更不能一直裝糊涂。總之,要全面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重在全面,不能一手軟一手硬。

六、社會主義現代化與世界經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明確標識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是不同于以往世界歷史和世界經濟史上現代化模式的。資本主義擴張之下的人類交往、世界歷史和世界經濟,是由工業化開啟的現代化道路,并由此打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標識。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道路試圖打破這一局面,但在面向這一世界經濟的改革和開放過程中,他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遭遇嚴重挫折。沒能解決好內部問題和外部關系問題,首先應當說他們生不逢時。一是因為社會主義作為新生事物從弱小開始成長,必然面對如日中天的資本主義列強的“圍剿”,經歷曲折挫折甚至夭折都在所難免。歷史上任何舊制度下長出的新制度包括資本主義制度一開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二是因為在蘇東劇變過程中,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和新科技引發的生產力革命浪潮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注入一針“強心劑”,雖然不久之后資本主義弊端和危機顯現,資本主義國家連續陷入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深坑難以自拔,但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卻沒能堅持到這一時刻的到來。相形之下,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功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在快步實現經濟振興和穩步實現全面小康的基礎上,已開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可以說,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不同以往,今天的資本主義也不同以往,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新的大變革大變局,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必然包含其中。

當今世界歷史和經濟全球化給任何國家都提出了如何解決國內經濟與外部經濟關系的緊要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向何處演變?世界上廣大發展中國家向何處發展?經濟全球化將出現何種態勢?中國經濟“走出去”將采取何種方式?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具備何種經濟基礎?等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述和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已經展現出新時代中國處理與外部經濟關系的新理念,通過成立國際金融機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等國際投資和經濟合作,共建、共享、共同發展、共渡難關、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和諧包容等社會主義價值原則已經彰顯了人類先進理念的魅力。可以說,中國全面開放中的“引進來”不會排斥外部先進的經濟管理運行模式,中國的“走出去”也不會是走西方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和強權霸凌的舊路。解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對外開放政策決不能忽視這一點,應該將其中的新內涵充分揭示出來。

七、我國內部市場與外部市場

20世紀出現過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峙局面,也出現過各自陣營內的兩種市場論。在蘇聯解體結束兩極格局之后,特別是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以來,世界各國經濟的市場化和相互依賴的增強,確實大大削弱了市場的國界,強化了世界市場的同質性。我國在實施改革開放后,國內經濟市場化轉型的同時,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雖然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很少意識到自身存在相對獨立或獨特的國內市場,以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提出多年,很多人依然搞不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或者認為世界上的市場經濟都一樣。確實一樣嗎?難道說只有一種性質的市場經濟?難道說我國十幾億人和完整的國民生產體系是無足輕重或可以忽視的嗎?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國人的購買力有限,我們在向往世界市場時容易忽視自身市場,那么隨著中國走向富強,十幾億人的消費市場已備受關注。特別是這次,十多年前始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導致國際市場普遍出現危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我國經濟增長指標依然保持前列,而出口占比已經很小,也就是說,雖然國際市場在萎縮,但我國國內市場成為主要支撐、自成一體,甚至還能及時而有效地實施供給側改革。

事實越來越清楚,中國不僅有健全的國民經濟體系,而且有國內大市場,是自成體系的超大經濟體。我們不僅不應忽視這一點,而且到了應該重視的時候了。我們不排斥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國際化,一直是以更加積極、開放的姿態迎接經濟全球化,努力開拓國際市場。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相當長時期內,世界經濟政治的不平衡發展造成外圍市場動蕩不居,貿易壁壘不會消除,國際市場遠未達到理想狀態,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獨特性和國內市場的成長性及其相對獨立性越來越凸顯出來。國際市場領域的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也會經歷嚴重曲折,相比之下,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區域一體化正在形成之中。可以說,我國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將長期并存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支撐。這是否可以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學新的兩個市場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定和特點到底是什么?是否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邏輯?等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

八、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與生產動力

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生產目的,生產手段不能掩蓋生產目的。雖然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和運用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上依然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全體人民過上幸福生活、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就是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以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需要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促進社會化大生產,以此來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規律要求企業生產追求經濟效益,而社會主義企業追求經濟效益既是目的又不是最終目的,其最終目的是增強壯大自己以服務于全社會,這就是常常強調的社會效益。因此,并非企業都是奔盈利而去,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根本上一致,能夠盈利盡量盈利,以增強市場競爭力更好服務社會;有些企業為了維護國家和社會利益不盈利甚至虧損也要辦,甚至需要舉國家力量予以支持。在此情況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于壟斷、虧損行業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社會制度性質內生社會生產動力。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背后有追求剩余價值的資本擴張力推,并通過不斷塑造拜物教的消費觀念和市場需求加以助推。社會主義本應以發達物質文明為基礎追求超越物質文明的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就是以先進文化來克服資本主義拜物教異化和精神危機,可以說社會主義存在基于人類理性的精神動力。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一個長期的物質文明建設過程,有一個長期的外部資本主義世界擴張的不利環境,在此過程中我國也會出現拜物教現象,對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扭曲和對先進文化的消解,并導致社會共同理想的喪失,從而使一部分人喪失社會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進而有可能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演變為某種形式的虛幻。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要從事物質生產,而且要重視精神生產,才能確保社會主義成為人們可以感知的實踐,才能維護好社會發展進步的精神之源。應該說,不僅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發展需要精神動力,而且社會主義物質生產也需要精神動力。現實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往往通過經濟利益調動人們的積極性,通過物質刺激、獎懲機制等規則激勵或約束人的社會行為,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人們精神領域的貧瘠,因為物欲泛濫必然消解精神意志,即成語道“利欲熏心”。于是我們發現,社會主義精神動力逐漸變得虛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空間被低俗、庸俗、媚俗“三俗”文化所擠壓。動力機制物化的單一性必然對經濟乃至整個社會造成危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如何抵御和扭轉這種現象是個大問題。

科技只有在相應的制度中才能形成第一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生成相應生產動力機制的優越性因素。馬克思明確指出: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展,科學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識地和廣泛地加以發展、應用并體現在生活中,其規模是以往的時代根本想象不到的。”“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學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同時,生產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從理論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學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成為致富的手段。”“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才第一次把物質生產過程變成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變成運用于實踐的科學,——但是,這只是通過使工人從屬于資本,只是通過壓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專業的發展來實現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只是由于占有資本”才能攫取這些無償的科技生產力。資本主義對技術的私有化和壟斷僅給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增值,并不能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和造福全人類。科學技術革命雖然一次次延長資本主義制度的壽命,但科技能否轉化為促進生產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則與制度密切相關。因此我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壟斷高科技,卻無法擺脫金融、經濟、社會出現的一次次嚴重危機、經濟衰退甚至長期停滯。相較而言,我國自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來,在科技和經濟都比較落后的起點上,通過全民動員的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和艱苦奮斗,不僅成功研制出“兩彈一星”等尖端科技,而且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制造業體系,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和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同時,在經濟之外,我國僅依靠自主創新的中醫藥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消滅梅毒、血吸蟲、瘧疾等疾病,達到全民醫療、全民健康的目標,人均壽命大大延長,教育文化體系不僅普及全民教育而且培養造就了大批科技英才。這都是社會主義全民共建共享制度優越性的最好例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揭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直接密切關聯的一對矛盾,對生產力的最直接影響是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最有效因素是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社會主義不搞封閉、壟斷,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成為科技的主人,根本擺脫勞動與科技的敵對狀態,科學技術才能成為第一生產力,大力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惠及全體人民。

九、社會主義的勞動者與人力資源問題

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是最可寶貴的。勞動者的地位和尊嚴至高無上,共建共享、公平正義是基本價值原則,人的社會價值首先體現為勞動奉獻。因此,每個人都是勞動者,有勞動能力者自食其力,社會形成尊重勞動、崇尚勞動、熱愛勞動的美德,按勞分配則是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原則。與社會主義社會強調人的地位和尊嚴、人是主體、勞動是第一需要、人人都是勞動者相對比,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以宣傳虛假的人本主義起家,實則見物不見人。資本地位至高、金錢至上,通過雇傭勞動創造剩余價值,資本家群體掌控財富分配權,人淪為金錢的奴隸和彼此利用的工具。人們的觀念也被資本塑造,就連勞動人民、勞動者等概念也很少體現。取而代之的則是,社會普遍關注和談論人力資本、人力資源、勞動力等概念。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當今世界,非公經濟、資本市場、雇傭勞動都還存在,我國每個公民既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和社會主義建設者,法理上享有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會成為資本市場中的人力資源和勞動力。只不過當人們普遍習慣和適應以后,這種雙重身份、雙重角色、雙重地位、雙重概念在人們的意識上普遍淡化了,勞動光榮、勞動者地位崇高、主人翁精神等概念在輿論宣傳的文化氛圍中也漸趨模糊和少見了。不僅如此,這種模糊還會逐漸滲透落實到政策法規之中,影響企業經濟政策、教育政策、人口政策、社保政策乃至發展戰略的制定,最終導致社會根本制度的漸變和質變。經濟和社會生活觀念變革導致話語體系概念上變化,而話語體系演變往往標志一種制度及其時代的結束。馬克思指出:

【“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

因此,觀念與制度的關系也應該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和重視的問題域。

十、社會主義經濟實踐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幾百年發展演變歷史,社會主義制度實踐還很有限,而且是基于不很完備、不很理想的現實基礎之上,因此兩種制度被世人認知的程度差距明顯。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之前的經濟學主要是關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就連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的曠世之作《資本論》也是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科學揭示,是對資本主義本質及其經濟、政治、文化特征進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論證了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但并未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發展的具體形態作出具體描述,他們也不會對尚未形成實踐的內容給出主觀臆想的具體結論。社會主義實踐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只能有待成熟的歷史時機的到來,不過,他們已經貢獻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之后,俄國最早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在短短幾年間只能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些許閃光思想,之后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共理論家依據蘇聯模式進行了理論探討,但這些理論探討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而被丟棄或掩埋于歷史塵埃之中,沉寂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和經濟理論的喧囂之中。

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國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依然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70年的實踐及其成就舉世無雙、世人矚目,中國經濟在振興基礎上實現騰飛。相比之下,經濟學和經濟理論中關于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成分卻并不多。既然已有的很多經濟學理論都是關于資本主義的研究,而西方經濟理論連西方國家自己的病癥都無法醫治,那么這些理論怎么能直接“拿來”指導中國;既然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且已經卓有成效地發展了半個多世紀,那么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就已經有了實踐依據。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

【“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

有人可能要問,我們現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狀況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并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要說,若說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不合時宜,難道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適合我國實際?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如果只有資本主義經濟理論怎么能行?我們在發展商品經濟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既然可以借鑒資本主義經濟理論成果,為何不能好好繼承社會主義成果?何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依然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正是黨中央著重強調的制度原則。如果社會主義因素逐漸減少甚至消失,經濟再發達也必然出現危機和衰敗。因此,我們既有指導思想又有經驗基礎,理所應當好好探討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曹泳鑫,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常務副主編。本文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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