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從中國古代外貿的三次飛躍到現代“一帶一路”

來源:梅新育論衡 作者:梅新育 時間:201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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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業和對外貿易的源頭已經湮沒在久遠的歷史中而難以確認,但我們依然可以從傳統典籍、傳說乃至日常語言中辨別出許多痕跡。商朝人因善于做生意而聞名,以至于后世將從事此道者一律稱為“商人”;周穆王西行直抵吉爾吉斯斯坦草原,又為華夏先民打開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甚至充斥奇禽異獸、傳說成書于大禹時代的《山海經》,根據現代學者考證,實際上也是先民四出探險的實錄。在商人們的努力下,當張騫歷經千辛萬苦終于抵達大夏(今阿富汗)時,驚訝地在當地市場上發現了產自蜀地的布匹和邛崍竹杖,而這些中國貨物又是從身毒(印度)轉賣而來的。依托舉世無雙的長期“大一統”格局及其經濟社會發展“大國效應”,憑借人民的勤奮才智,從戰國直至明末,中國一直是全世界制造業最發達的國家,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令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始終占據著有利的主動地位。在此期間,中國對外貿易先后發生了三次飛躍,每次飛躍都顯著深化了外貿對中國社會與經濟生活的影響。

一、漢朝:首開陸海絲路

中國外貿的第一次飛躍始于漢武帝時代,那是一個全社會自信向上、奮發有為的時代,那是奠定了統一中國基本格局的時代,那是確立了凝聚中華文明基本秩序兩千年的意識形態的時代,也只有這樣偉大的時代才能造就張騫、唐蒙這樣英勇無畏的探險家群體,他們分別從西北、西南兩個方向開辟了絲綢之路和蜀身毒道兩條陸地國際商道,衛青、霍去病、陳湯等名將以其赫赫武功保證了這兩條國際商道暢通無阻,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討平南粵,又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口岸。此前中國對外貿易不過是少數勇敢商人單槍匹馬的個體探索,此后則成為受到強大中央政府保護與支持的國家事業;此前中國與印度和西域的貿易必須幾經中轉才能抵達最終消費者,此后中國與印度和西域的直接貿易蓬勃增長。

通過絲綢之路、蜀身毒道和海上絲綢之路,我們輸入了葡萄、苜宿、黃瓜、胡蘿卜、汗血馬和佛教、魔術,同時源源不斷輸出精美的絲綢、瓷器等制成品,令遠至大秦(羅馬)的各國消費者目眩神迷;也令百科全書式的羅馬帝國著名學者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焦慮不已,他將本國經濟危機歸咎于對華貿易,認為羅馬進口中國絲綢等制成品逆差過大,黃金持續外流造成了國內經濟危機。西北絲綢之路貿易歷經三國、南北朝時代的動亂考驗而不絕,在唐朝迎來了它最輝煌的時代。“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維描繪的景象在千百年后仍然令一代又一代華夏子弟心馳神往,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國家衰亡之時奮起追求漢唐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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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漢匈之戰與張騫通西域

二、兩宋:依托海路商品、貨幣覆蓋世界

“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創造了神話般物質財富的兩宋時代[1]無疑是世界中古史上最富庶繁榮的國家,北宋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唐代全盛時期全國共有10余座城市居民超過10萬戶,兩宋時期已經增加到40座,汴京和臨安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后成為世界上第4、第5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市列珠璣,戶盈羅綺”(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經濟結構在兩宋時代發生質變,國民經濟貨幣化程度空前提高,政府財政收入70%來自工商稅收,在很多方面已經相當接近近代工商社會,“販夫走卒”之輩也能穿上絲質鞋子,以至于有現代外國學者慨嘆,中世紀西歐貴族實際生活水平只不過相當于宋朝開封府守門士兵。

在此基礎上,以貿易路線轉向海洋、貿易商品結構轉向日用消費品為標志,中國外貿迎來了第二次飛躍。由于國內經濟空前發達而絲綢之路又被西夏隔斷,始于漢晉的海路貿易在兩宋時期取得了長足發展,并很快就顯示出了相對于陸路貿易的優勢。在陸路貿易為主的時代,受陸路運輸能力之限,中國外貿商品結構不能不以量少價高的奢侈品為主;而在兩宋時期的海路貿易中,日用消費品日益嶄露頭角。宋朝設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海關,建立了截至當時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從東亞的高麗、日本到遠處西洋的印度、阿拉伯、東非,中國商人和水手在各處海岸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對外貿易的空前發達使之第一次具備了財政上的重要性,局促于東南半壁的南宋朝廷對外貿收入的需求更為強烈,宋高宗趙構以帝王之尊,也津津樂道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于民。”[2]南宋紹興末年(1162年),僅廣州、泉州、兩浙三個市舶司關稅收入即達200萬貫,按南宋進口商品關稅率7%~10%推算,僅上述三個市舶司年進口納稅貨物即達2000萬~3000萬貫,加上其他口岸的貿易,當時南宋人均進出口貿易額當在1貫以上。

隨著對外貿易大規模增長,制作精良、信用卓著的宋朝銅錢大量外流,除契丹、西夏、大理、吐蕃等邊疆民族政權之外,日本、交趾(越南)、南洋也大量輸入和使用宋錢,遠至印度、非洲,都出現了宋錢蹤影,非洲桑給巴爾、索馬里等地早在19世紀就出土過宋錢,宋錢成為當時整個東亞世界通行的貨幣,日本等國甚至出現了全面的“貨幣替代”現象,即該國政府自鑄的貨幣根本無法贏得本國人民信任而徹底失敗,不得不干脆停止自行鑄錢而完全依靠輸入中國錢。從五代時后周顯德五年(西元958年)至晚明萬歷十五年(西元1587年),日本停鑄本國銅錢時間長達629年。為保證國內銅錢供給,交趾等某些國家還規定,在對外貿易中中國銅錢只許收入不許用于對外支付。[3]直到1914年,日本《考古學雜志》載文論述當時朝鮮貨幣流通情況,仍然說當時朝鮮流通中國唐、南唐、北宋、南宋、金、明、清六朝的錢幣,另有安南錢、日本錢和朝鮮錢,而以北宋錢最多;[4]印尼一些地區直到二戰期間還在使用中國古代的方孔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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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清明上河圖

三、明朝:外貿順差消除“錢荒”

當軍事先天不足的趙宋王朝最終淪亡在血海之中后,當瑰麗的宋代文明之花兩次凋零在來自朔漠的寒風中之后,那些接收了宋朝航海技術的嗜血武夫們更感興趣的是把這些技術應用于武力擴張而不是和平的貿易交往。直到明太祖重建了中國國民經濟、明成祖朱棣決心在海外恢復中國的文明形象之后,中國外貿才重新走上正常發展軌道。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派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達廣州,歐洲商人隨后相繼揚帆東來,歐洲、美洲與中國的直接貿易從無到有迅速膨脹,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福建月港(今龍海海澄)/廈門/廣州—馬尼拉/澳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澳門—長崎等貿易航道相繼建立,中國對外貿易迎來了它歷史上的第三次飛躍,不僅對國內生產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通過貿易順差、白銀內流引發了中國財政與貨幣制度革命。

直至明初,中外貿易仍以奢侈品居多,自南宋以降,中國大量購買海外珍寶、香料、藥材,長期處于貿易逆差,金、銀、銅錢大量外流。西人東來后,中國日用消費品獲得了廣闊的新市場,對外貿易商品構成發生質變,憑借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和低廉價格,中國商品在與歐、美和日本各地商品的競爭中一路凱歌,生絲、絲織品、天鵝絨、綾絹、綢緞、棉布、麻織品、珠寶、工藝品、鋼鐵錫鉛制品、硝石、火藥、食品、家禽、家畜等各類商品均大量輸出,尤其是紡織品表現出了無與倫比的國際競爭力。從英吉利海峽到東非沿岸,從美國切薩皮克海灣(Chesapeake Bay)到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出土文物和海底沉船中的中國瓷器、紡織品無聲地向人們訴說著那個時代中國制造業和對外貿易的輝煌。中國出口的空前增長徹底扭轉了中國的國際收支,來自美洲、日本的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貨幣金屬匱乏的中國消除了自從北宋以來持續數百年的“錢荒”,白銀成為全社會通行的本位貨幣,為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全面建立貨幣財政制度奠定了物質基礎。

當明朝后期中國商品生產、市場交換和社會生活的正常發展全部被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打斷之后,當除北京之外的中國所有大城市都被滿清軍隊淹沒在血泊之中后,為了維護八旗小集團的部族統治,滿清統治者百般扼殺漢族人民的一切創新開拓精神,敵視中國社會的任何變革因素。在滿清統治者眼里,工商實業、科學技術、對外貿易、海外移民一概屬于危險因素而應當百般限制,致使中國生產技術、航海技術在很多關鍵方面不進反退。明代科學家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流傳到歐洲之后被法國國王視為瑰寶,顯著推動了日本、歐洲制造業技術的發展,在中國本土卻因文字獄而失傳兩百多年,直到清末才從日本重新輸入。為了撲滅抗清力量,滿清統治者入關后實行了殘酷的海禁,從遼東直到廣東,用屠刀沿著漫長的海岸線制造了30里寬的無人區;康熙年間一度開放海禁而設立4處通商口岸,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就收縮到了廣州一處,其功能局限為向權貴階層提供西洋奢侈品和正常稅收之外的“報效”,為中國開辟海外市場發揮了巨大作用的華僑也被乾隆皇帝輕蔑地稱為“天朝棄民”而聽任荷蘭、西班牙殖民者屠殺。在“康乾盛世”的贊歌聲里,中國制造業喪失了維持兩千多年的世界領先地位,對外貿易喪失了持續發展的基礎,昔日高踞全球經濟體系頂層的中國淪落到了第三世界,直到英國侵略者用鴉片、洋槍洋炮轟開大門,中國外貿在極端屈辱、極端不平等的條件下被動地走上了血淚鋪砌的“發展”道路,中華民族也開始了漫長、艱辛的救亡和“趕超”進程。

四、“一帶一路”:用中華文化減少摩擦

經過百年浴血奮戰,中國重新贏得了自由獨立;經過六十余年奮斗建設,今日之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第一出口大國。1948年,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所占份額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5]這一份額基本上已經接近二戰后、1950年代初美國達到的高峰,亦即美國在其實力鼎盛時期的和平年代所能占有的最高份額。論經濟總量,1980年美國GDP(現價)是同年中國現價GDP的9.4倍,實際GDP占全球實際GDP的21.90%,也是同年中國所占份額(2.34%)的9.4倍;到2016年,美國GDP(現價)只比同年中國現價GDP高63%,實際GDP占全球總量份額下降到15.59%,比1980年下降近1/3,只相當于同年中國所占份額(17.86%)的87%。[6]在全球經濟增長中,中國經濟角色已經從1980年代的“東亞經濟穩定器”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穩定器”與“發動機”,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從“十五”和“十一五”期間的14.2%,上升到了“十二五”期間的30.5%,2016年為41.3%,同年美國同一指標為16.3%,日本為1.4%。[7]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中國正在穩步回歸明清鼎革之前占據兩千年的地位,現代“一帶一路”規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標是秉承平等互利原則充分發掘中國與貿易伙伴各自優勢,做大全球經濟貿易增長“蛋糕”,分享繁榮。

“一帶一路”要想成功,首要的事情是推動中國國內產業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我們要用外向經濟發展助力國內市場統一,不斷消滅國內市場分割行為,而不是小相反。

“伊朗人民一直很敬佩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在儒家文化的培養下,有著勤勞、節儉的優良品質,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內打造出中國奇跡”[8]——2016年5月18日,伊朗副總統蘇塔尼法爾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如是說。是的,文化傳統對一個社會的和平、穩定、發展與否有著重大影響,這一點已成公論;“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難免磕磕碰碰,而要最大限度從源頭上降低摩擦概率、化解已經發生的摩擦,文化合作、主要是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一帶一路”常常歸結為“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而文化合作就是“民心相通”中具有持久性意義的關鍵內容。

而且,與直接的文化產品出口和拉動貨物貿易出口相比,文化合作更重要的功用在于潛移默化形成共同的默認觀念和行為規范,形成更加合理、積極的思維方式,從而從源頭上降低發生摩擦的概率,化解已經發生的摩擦。即使不考慮這一點對創造良好政治、社會環境的不可替代的意義,僅僅就創造理性、可持續經濟政策和商業環境方面,中華文化就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與其它大的文化系統相比,中華文化根本特色在于兩點:格外強調自強自立,格外強調自省自律;正是這樣的特點,使得歷史上的中國王朝在處理對外關系時非常關注保護來華外商生命財產安全,合理規劃其稅負,約束本國商民的不規范、不誠信行為,為來華外商創造友善的商業環境。到了現代,當中國掙脫列強羈絆而開始獨立自主推行“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時,也正是這樣的文化傳統,使得中國并沒有將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歸結于外部勢力的壓迫、剝削和掠奪,而更多地是自省,更多地歸咎于自身的錯誤導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出發,在經濟貿易發展中,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更多地是鞭策整個國家、整個民族自我奮斗,不斷自我提高,以求最終實現“趕超”目標。

而在一些文化傳統較為缺乏、甚至嚴重缺乏自律自省意識的國家,社會和執政者更傾向于將自己的落后歸咎于外部勢力的“罪過”,更傾向于采用排外的、限制性的措施來達到目的,導致其商業環境惡劣,結果最后往往是惡化了自己的經濟社會發展實績。無論是現在的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這種現象。在中國“一帶一路”計劃覆蓋的國家中,恰恰有相當多國家存在這樣的問題;要解決由此而來的許多摩擦,在事情發生之后通過雙邊、區域、多邊等渠道去尋求化解固然重要,但上醫治未病,更重要的恐怕還是通過文化合作,潛移默化讓大家接受共同的積極觀念(盡管程度會存在差異),從源頭上降低摩擦概率。由于初級產品行情變動,在當前的這10年左右時段里,許多新興市場貿易伙伴宏觀經濟處于困境,這一環境變化本身就會促使他們自省,促使他們力圖通過消減貿易保護主義、改善商業環境來擺脫經濟困境;而在這樣的時期開展文化合作,傳播更合理更可持續的理念,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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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在廣州圍攻打砸公安機關)

我們追求和平與發展,但作為客觀、冷靜的唯物主義者,我們絕不可一廂情愿地帶上玫瑰色眼鏡去觀察現實世界。開放是經濟發展必由之路,但開放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對國家經濟安全、社會穩定、政治安全帶來一系列沖擊,只有正視問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宋代對外貿易蓬勃發展大大加劇了困擾兩宋政府三百年的“錢荒”問題,因過度任用外僑、疏於防范而在末年遭遇蒲壽庚背叛之禍;蒲壽庚留下的禍根在元末進一步發展成為割據泉州十年的亦思巴奚叛亂;明代對外貿易發展一度伴生出了荼毒萬里海疆的“倭寇”問題;清代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了邊疆分裂主義,尤其是在對中亞貿易中傳入的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雙泛”思潮,至今仍是中國國家安全心腹大患。對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做好相應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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